同时，要提升慢病防控的效果，还要依托必要的公共政策和法律法规支撑体系。以控烟为例，北京市坚持了3个基本准则：

    第一，控烟行动不能局限在医疗卫生领域，要充分调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

    第二，必须坚持保障大多数公民利益的原则，“吸烟者有吸烟的自由权利，但是没有侵害他人健康的权利”；

    第三，中国是《国际烟草框架条约》缔约国，我们要履行国际承诺，要说话算话，这个“算话”也体现在地方政府必须践行中央政府签署的各种国际条约。基于此，在控烟行动中，北京从2015年6月1日起实施了史上最严《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形成了社会共治的管理模式，从而使被检查单位违法行为的发现率从《条例》实施初期的23.1%下降到了目前的6.7%，公共场所发现吸烟者比例由11.3%下降到了3.8%。为此，世界卫生组织授予北京“世界无烟日奖”。

    最后，慢病防控要落地，还有一件事要落实，就是要研究如何提供适用的技术手段。方来英说，慢病防控的技术路径选择一定要结合实际，不能脱离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同时也要“算大账”。“比如，我们去澳门特别行政区学习调研，发现澳门同行防控大肠癌做法就是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放一个标本取样器，免费为居民做大肠癌筛查，既经济又有效，对大肠癌的早期发现很有帮助。类似的做法对我们启示很大。”方来英提出，在财政投入足以支撑和保障的情况下，应不断寻找新的慢病防控策略，让群众的健康收益不断提高。